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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7500亿欧元救市 欧盟“火箭筒”震慑市场

2017-10-19 02:57

从不作为到使用“武器”,欧洲用了几个月时间,但从徒具形式的“水枪”到震动市场的“火箭筒”,仅仅一周

又见政府大救助

欧盟迷途

欧元路在何方?

样本希腊

又见政府大救助

7500亿欧元的数字比大家原来想象的都要大得多,

一下子把市场“震住了”

□ 本刊特派伦敦记者 张翃 本刊特派华盛顿记者 李增新 | 文

欧洲中部时间2010年5月10日凌晨3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苍白的灯光打在深蓝色欧盟旗帜的背景幕墙上,萨尔加多(Elena Salgado)显得形容枯槁。开了12个小时的会,她已经快说不出话来了。但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西班牙的财长,她必须强打精神开这个新闻发布会——不能拖,亚洲那边,东京已经开市两个小时了。

她要赶紧告诉世界,不要担心希腊债务危机会蔓延至葡萄牙、西班牙等其他国家,不要猜测欧元会一泻千里,因为现在有了一个7500亿欧元的融资计划。

无奈的7500亿欧元

谁也没想到突然就有这么大规模的计划。

在5月2日那个周末,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刚刚敲定了1100亿欧元的救助希腊计划,已经比原来450亿欧元的方案扩大了1倍以上,欧洲领导人似乎相信,加强版的希腊救助方案足以让希腊渡过危机,并以此稳定市场。

但随后世界经历了惊魂“黑色星期四”。5月6日,希腊发生骚乱,抗议政府为换取救助计划而实行的财政紧缩,三名银行职员被烧死。市场受到惊吓,欧元兑美元汇率跌到14个月来的最低。然后,美国股市又出现“异象”,道琼斯指数蹊跷地一天内一度下挫1000多点。虽然更多是技术原因,但市场向下不容置疑。

5月7日晚,欧盟27国领导人开会通过1100亿欧元的救助希腊计划时,他们知道这个方案已经不够了。

在会上,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展示了几天来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券收益率的陡升,语气严峻。这一天他收到了47家欧洲银行集团的银行家们发来的请愿,请求欧洲央行进场购买欧元区政府债券,否则这些大量持有政府债券的银行股价还要继续跌下去,后果可能比雷曼兄弟倒闭时更可怕。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拉赫曼(Desmond Lachman)就此向本刊记者指出,欧盟实际上是在救助持有政府债券的银行。

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在会上催促欧洲央行赶快采取行动,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声援特里谢要坚守独立性。一天前的欧洲央行例行发布会上,特里谢还在否认购买政府债券的可能性。他知道,一旦这么做,马上会被媒体解读为欧洲央行屈从于政治压力,不管事实是否如此。

5月7日会议的结果是,领导人们决定要建立一个“欧洲稳定机制”。具体到底要怎么做,交给各国财长隔日开会决定。

5月9日的会开得比想象的还不顺利。身体一直不太好的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到达布鲁塞尔后突然发生过敏反应,被送进医院,无法出席。其他国家财长只好等德国内政部长德梅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从柏林赶来。

德梅齐埃来了,摆在他面前的是欧盟委员会关于设立一个欧盟层面借贷工具的提议,其他大部分国家已经对此提议表示赞同。但他马上提出反对,因为这样的方案势必在德国国内遭到巨大反对。德国方面希望采取国家间双边贷款的形式,并附带严厉的贷款条件。但其他国家认为这样做太繁琐、太耗时,无法让市场安心。僵持到深夜,最后,法国和意大利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采取政府担保贷款的方式。由此,来自欧元区的4400亿欧元,加上价签为600亿欧元的欧盟紧急基金,以及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5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就此横空出世。

在财长们争论不休的同时,特里谢和欧洲央行的理事们早已做好了决定。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公布后,欧洲央行也随即发布了两则消息。第一是,将在二级市场购买欧元区政府债券,但没有明示要买多少、买多久;第二则是,将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瑞士四国央行重启货币互换,保障市场对短期美元资金的流动性需求——危机时刻,美元还是全球投资者最青睐的“避风港”。

治标不治本

比之600亿欧元的欧盟紧急基金,“这个数字比大家原来想象的都要大得多,”位于伦敦的研究咨询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董事斯坦恩(Gabriel Stein)对本刊记者说,因此市场被“震住了”。

加上先前救助希腊的1100亿欧元,这两个计划的数额足以覆盖未来两三年内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所有到期债务。市场暂时相信,这些国家至少近期内不会违约。

计划公布后的几个小时,希腊十年期政府债券收益率降低了三分之一,已经创下世界纪录的两年期政府国债收益率减少了13个百分点,降到个位数。说明投资者开始买进希腊国债。

但具体这些贷款会有什么条件、利率是多少,都还不清楚。“当前的策略就是,先给出一个足够大的数字,止住传导效应,然后再慢慢出细节。”斯坦恩说。

事实上,除了欧洲央行已经开始“动真格”地在二级市场买政府债券,欧洲各国政府还没有花这7500亿欧元中的一分钱。

7500亿欧元中,欧盟承担三分之二,IMF承担三分之一。欧盟的5000亿欧元里,600亿欧元是建立在现成的国际收支工具基础上,以欧盟委员会1410亿欧元的年度预算为抵押在资本市场上融资。2008年欧盟曾用这个工具为拉脱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三个新欧盟国提供支持。

另4400亿欧元则是一个三年期的“特殊目的载体”(SPV),由16个欧元区成员国加上瑞典、波兰共同承担。但在欧盟委员会5月中旬拿出具体的方案,各国政府带回本国议会投票之前,谁也没法完全说清楚这个SPV到底如何使用,以及这个方案能否顺利通过所有欧盟成员国议会。

第二天,7500亿欧元带来的兴奋就开始减退,欧元兑美元汇率没有持续前一天的走强趋势,继续贬值。

“(这相当于)给那些处于财政困难的国家更多的债,来解决已经高得难以持续的债务问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兰巴迪(Domenico Lombardi)认为,这种一味给欧元区成员国缩减财政赤字压力的做法,将进一步损害其经济增长前景,“‘欧洲稳定机制’更多是治标不治本。”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雷弗尔(Lex Rieffel)也指出,现在的救助方案,只是临时性的,既非展期(rescheduling)也非折让(haircut),“希腊要从这场危机走出来,难免还是要做债务展期。”

 向市场宣战

在这场抗击危机的战役中,欧盟国家政府树起了一个敌人——市场。

在政客们口中,这场危机升级至欧元区范围的级别,那些押宝希腊等国将出现违约并看空欧元的投机客是祸首。“这是一场全球有组织的对欧元的攻击。”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容克(Jean-laude Juncker)5月8日在通过救助希腊计划的会议上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市场中的羊群效应,实在是‘狼群效应’。”瑞典财长Anders Borg在5月10日的会上说,如果不加以制止,“它们会把那些弱小国家撕成碎片”。

希腊债务危机发展过程中一个“里程碑”事件是,4月27日和28日,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连续下调了对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权评级,其中希腊评级被降到了“垃圾级”,导致希腊两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攀升至18%以上,成为全球收益率最高的国债。

有人质疑:为什么偏偏要在希腊政府4月23日宣布激活向欧盟和IMF的贷款计划、正在等待贷款安排的期间下调评级?阴谋论开始流传。

“希腊人从来不相信阴谋论,但这次,真是几乎所有老百姓都相信,那些吸血的评级公司本身就在操纵市场。”希腊欧洲暨外交政策基金会(ELIAMEP)主任Theodore Couloumbis在华盛顿的一场交流会议上说。

市场到底有没有错?在一些人看来,对市场的指责只是政客们避重就轻。“难道他们会说是因为自己政策不力才导致危机升级吗?”斯坦恩说。在他看来,市场就像红绿灯,只是给出警示信号,“怪红绿灯有什么用”?

位于伦敦的宏观经济咨询公司Capital Economics的首席欧洲经济师罗恩斯(Jonathan Loynes)也认为,评级机构作出的降级完全是在履行职责,是对希腊等国信用程度的正确判断,无可指责。但他对市场的评价有所保留:“有时候是要提防,市场可能会在财政问题上逼迫政府太紧。”

对市场行为的质疑也许不仅仅是政治作秀。正如比利时鲁汶(Leuven)大学商业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Paul De Grauwe提出的问题,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如果金融市场和评级机构在危机爆发前错得厉害,为什么它们现在就是对的?他在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的一份评论中写道:危机前,金融市场和评级机构系统性地低估了风险,导致私人部门债务的激增,最终崩溃。金融市场和评级机构现在回来报复了。它们现在认为越来越多的政府债券是高风险,使得投资者抛售这些债券,激化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会不会它们现在是在犯相反的错误,也就是过高地估计了风险,特别是在政府债券市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评级机构向被评级机构收费的商业模式产生的利益冲突就广受批评,欧洲也早就开始着手制定新的规则来改革评级机构。

但希腊危机让欧洲对评级机构又多添一分“敌意”,德国外长威斯特威勒(Guido Westerwelle)甚至说因为三大评级机构都是美国的,会产生利益冲突。

5月4日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巴尼耶(Michel Barnier)对欧盟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委员会表示,说要建立一个“欧洲评级机构”,专事主权信用评级,并制造“更多的竞争与多元化”。

5月10日欧盟理事会在公布7500亿欧元救助计划的声明中也说,将进一步研究对金融机构收取“稳定费”和征收“全球交易税”等倡议,目的是要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为危机付账”。

“没错,市场施加了巨大无比的压力和影响,但同样没错的是,当政府采取应对措施的时候,市场就缩回原来那个更小的角色了。”前意大利财政部长、现为位于巴黎的智库Notre Europe主席Tomasso Padoa-Schioppa对本刊记者说,“所以我想不应该去指责市场,应该是用适当的政策来‘消解’(counteract)市场的影响。”

欧盟迷途

欧盟到底是事关战争与和平,还是只事关成本与收益?

□ 本刊特派伦敦记者 张翃 | 文

多人认为,如果不是德国在反对救助希腊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如果能在今年年初就拿出一个决定性的救助计划,这个救助的价码不会是1100亿欧元,更不会有7500亿欧元的天文数字出现。

为此遭受最多批评的人可能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她腹背受敌。开始的几个月,当她非常强硬地对救助希腊表示“免谈”时,法国、意大利的舆论批评她顽固,不正视欧元区国家面临的共同危险,连带指责她未能刺激德国内需调节欧元区的经济失衡;最终,当她还是要把救助方案带到议会,并且德国在其中承担的不是开始讨论的84亿欧元,而是224亿欧元时,政敌们又攻击她滥用纳税人的钱,没有捍卫住德国的欧洲政策,开了救助的先例。

但也许正是同时纠结于国内政治与超国家政治的默克尔,比其他任何人都能理解“欧洲联盟”这个词的复杂性。

两件事让默克尔在救助希腊问题上格外谨慎。三位经济学教授和一位法学教授在今年3月公开表示,如果德国救助希腊,他们将把德国政府告上宪法法庭。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既违背了欧盟条约中“不救助”的条款,也违背了1993年德国宪法法院作出的“德国参与欧元的条件是欧元区的稳定得以维系”的判决,如果做不到,德国就必须退出欧元区。

1998年时,这四位教授就曾将德国政府告上宪法法庭,理由是当时被接纳加入欧元区的一些国家未完全满足进入条件,并且至少是部分操纵了统计数字来保证得到成员资格。今天看来很清楚这就包括希腊。

“德国人一向都把宪法法院作为这个国家最受尊敬的机构。没有一个政府胆敢公然做与法院判决相违背的事。”英国智库欧洲研究中心(CER)副主管、德国人Katinka Barysch说,“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政府这么努力来让这个救助计划滴水不漏。”

另一件事是德国人口最多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Northrine Westphalia)5月9日举行的地区选举。这个有风向标作用的州选举对默克尔至关重要,一旦败选就意味着现基民盟-自民党执政联盟将丧失在联邦参议院的多数地位,默克尔将在接下来的任期内成为一个“跛鸭”总理。考虑到民意对救助希腊的反感,默克尔也尽量避免在5月9日的选举之前做出任何有关决定。

“大部分德国人反对给希腊任何形式的欧盟救助,即使这个国家要破产。”Katinka Barysch说。德国媒体上充斥着对希腊的负面报道,描写的总是靠福利吃饭的希腊人、逃税在这个国家的普遍性,同时把德国对希腊的贷款救助说得像是拨款。典型的如德国发行量最大的日报Bild Zeitung,不止一次地用“希腊人休想从我们这儿拿走一分钱!”这样充满敌意的语句作为头版标题。Katinka Barysch也指出,正是因为政治领袖在希腊问题上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来说服德国民众维持欧元区的稳定和欧盟的稳定将使德国受益匪浅,才给了德国媒体占据民意的空间。

幸或不幸,在市场对欧元区的信心濒临崩溃之前,默克尔这两件“心头大患”都有了一定的结果。5月9日,宪法法院给德国救助希腊的224亿欧元开了绿灯;北威州的地区选举也尘埃落定——默克尔的基民盟和自民党联盟输了。到这个时候,默克尔该下决心了。

或许,帮助默克尔下决心的还有她的“政治伯乐”—在欧盟进程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前总理科尔。是他为防止欧盟成员国出现高额政府赤字危害经济稳定,积极倡导在1997年引入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写入了清楚的财政纪律:财政赤字率不超过GDP的3%、公共负债率不超过GDP的60%。对于救助希腊,科尔会怎么说呢?

5月6日,科尔在他的家乡路德维希港设宴庆祝自己80岁寿辰,默克尔亦列席。当着800名宾客,科尔说:“我不明白现在这场关于希腊的辩论,那些人的行为好像希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位两年前轻微中风后说话已经有点不清楚的老人,努力重复着他说过无数次的话:欧洲的统一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欧元是“对我们和平的保障”。

但科尔这样的前辈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激励这一代的领导人?“对科尔那代人来说,欧盟事关战争与和平,但对默克尔这代人来说,欧盟只事关成本与收益。”Katinka Barysch说。在她看来,默克尔的欧洲政策“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没有愿景”。

默克尔也在试图学习前辈,为欧盟的政治规则留下一笔遗产。她也尝试在欧盟救助计划中加入一个强化版的《稳定与增长公约》,包括对那些连续违反欧盟预算规定的国家的制裁机制。因为今天希腊的事实说明,科尔当年引入的《稳定与增长公约》还不足以有效约束成员国的财政纪律。但这就要求修订《里斯本条约》—在刚刚为这个条约打完一场持久战的欧盟,要这样做很难,默克尔也不打算坚持。

但默克尔还是成功地说服法国等其他国家接受了她的两个主张:在救助计划中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且明确规定这一机制只有在一国无法通过任何其他渠道融资的情况下才能启用。

进入2010年以来,德国在欧盟中变得越来越“孤立”,既因为救助希腊问题,也因为德国不愿实行刺激国内消费的政策,帮助纠正欧元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是担起领导欧洲的责任,还是做一个把本国利益置于欧盟利益至上的“正常”国家?德国现在似乎有些犹豫不决。

“德国是必要的。”前意大利财长、现巴黎智库Notre Europe主席Tomasso Padoa-Schioppa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与“一只脚在欧洲内一只脚在欧洲外”的英国不同,作为欧盟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对于“欧洲工程”的推进必不可少。“我认为德国会吸取这次的经验教训,而且也应该会理解需要一个更紧密的同盟,要采取共同的行动来抗击危机。”

“德国的伙伴国指出德国反应迟钝造成的代价,这是对的,但他们也应该至少理解一下默克尔在国内的难题,并承认其在促成最终救助计划中所做的努力。”Katinka Barysch说,德国并不是惟一要对希腊施加严苛条件的国家,“那些国家不能再躲在德国身后了,其他国家也都要承认,欧洲团结是所有欧盟成员国的责任。”

欧元向心力?

就在欧元区风雨如晦的时候,5月12日,欧盟委员会宣布,爱沙尼亚达到进入欧元区的标准,只要走完必要法律程序就能在明年1月1日起成为第17个欧元区成员国。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终于有机会说一些振奋人心的话:“没有国家要退出欧元区,别的国家还在等着加入。”

“爱沙尼亚让别的国家看到,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也有办法管住财政赤字。”波兰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CASE)管理委员会主席Marek Dabrowski对记者说,他对这个国家称赞不已,“别的国家都应该向爱沙尼亚学习。”

2010年爱沙尼亚的财政赤字预计仅为GDP的2.4%,欧元区平均水平是6.6%;该国的公共债务仅为GDP的9.6%,欧元区平均水平是84.7%。

爱沙尼亚已经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在这点上它和希腊等已经在欧元区内的国家没有什么区别。即使2009年这个国家的GDP下降了15%,它也无法像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一样通过贬值货币来提高出口竞争力,只能在国内“勒紧裤腰带”降低工资和物价。在这个上世纪90年代才实现转型、对贫困的过去还有深刻记忆的波罗的海小国,要说服人民“吃苦”比在希腊容易得多。

“反正我们的汇率已经盯住欧元了,所以最好是能到‘里边’去,有自己的发言权。”爱沙尼亚总理安西普(Andrus Ansip)对媒体说。加入货币联盟是爱沙尼亚长久的追求,1992年起,爱沙尼亚克朗就盯住了当时的德国马克,欧元诞生后则一直盯住欧元。

“现在我们都闭口不谈欧元。”波兰智库demosEUROPA主席Pawel Swieboda对本刊记者说。与爱沙尼亚不同,波兰觉得现阶段还是留在欧元区外好一些,波兰货币兹罗提的贬值帮助了这个国家的出口。正因如此,波兰也是整个欧盟2009年惟一实现了GDP正增长的国家。

欧元区的风波,让对欧洲一体化一向很有热情的波兰人有些犹豫。华沙经济学院今年4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42.2%的受调者支持波兰加入欧元区,比一年前下降了13个百分点。

“我要提醒你,这不是‘欧元危机’,而是某些国家的公共财政危机。”Dabrowski在回答本刊记者问题时急于“声援”欧元。在他看来,欧元区内部各国政府在救不救希腊等问题上争论不休,使得救助成本进一步扩大,这只不过是“每个国家都会出现的政治问题”,无需苛责。

与他相似,Swieboda也认为“波兰加入欧元区的最终目标没有改变”。他相信这次危机后欧盟会对新欧元国的加入更加审慎,保证达到标准再放行。“当时让希腊加入欧元区是个政治决定,现在大家都知道希腊(加入欧元区时)没有公布所有应公布的数据,修饰账面,”他说,“今后欧盟会对标准更加注意。”

但在希腊债务危机付出了鲜血的代价后,人们还是不禁要问,欧元值得信任吗?

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超主权货币还在襁褓中,就已经被一些人认为必然会夭折。包括哈佛大学著名教授、里根总统经济顾问的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内的许多人从头到尾都不看好欧元,因为这个欧元区首先就达不到“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因为各国间的产业构成差异巨大、经济周期并不吻合,劳动力市场不灵活、劳动力也很难完全自由流动,以及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当局来进行区域之间的转移支付。

即便如此,在大胆的欧洲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试验下,欧元区已经走过11个年头。“在此前十年欧洲货币同盟都表现得很好,经受住了高科技泡沫等一系列冲击,这说明,是有可能先建立统一货币再做其他。”作为欧元统一货币最早的设计者之一,意大利前财长Tomasso Padoa-Schioppa仍然不认为先推出统一货币再来逐步实现财政等其他方面政策的统一不可能实现。“我始终认为,统一货币只是一个漫长过程中的一步,最终会导向一个欧洲的政治同盟。”

5月12日,欧盟委员会也拿出了欧元成立以来最激进的欧元区经济治理提案,其中包括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危机管理机制,以及要求各成员国财政预算中对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和利率的假设要尽量切合实际,并须得到其他成员国认可方能交到议会进行投票,还有在财政纪律方面增加对控制公共债务水平的强调等。

“我们必须让世人看到,对于亟需的更加根本性的改革,我们是认真的。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根源。”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记者会上信誓旦旦。“成员国应该有勇气说他们是不是要一个经济上的联盟。因为没有它,货币同盟就不可能。”

这份提案还需要在各国通过,但难度之大可以想象。

欧元路在何方?

欧元区部分成员的竞争力已告丧失,他们是否该被“流放”,始终与欧元的命运纠缠着

□ 本刊记者 张环宇 | 文

仅五个半月时间,欧元指数自1.5144直落至1.2533。欧元的失重状态,几近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形。

1100亿欧元驰援希腊,7500亿欧元阻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失控,欧元区成员国、整个欧盟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合力,终令市场情绪暂时缓和。但欧元的命运并没有变得更为明朗。

欧元还会存在,但未来的欧元,“可能只是一小部分财政和经济基本面稳健国家的共同货币。”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Nouriel Roubini)5月初向媒体作出这样的预言。今年2月,他曾语出惊人:如果以现在的趋势延续下去,可能在一到两年间,欧洲货币联盟就将瓦解。鲁比尼曾因成功预言美国次贷危机而声名鹊起。

不只是高债务,有的国家还面临高失业困扰,欧元区是否将分裂成鲁比尼所说的一个实力强大的中心和一个较弱的外围?后起者可能加入,而有的成员是否将被“流放”?

命运多舛

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种重要储备货币,欧元区的解体无疑是很多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但危机揭开了这个统一体深藏的矛盾。欧元区要继续存续下去,无疑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早在欧元诞生之初,就有经济学家质疑,在单一货币政策覆盖下的欧元区各国,却拥有独立的财政权,“搭便车”的现象必然滋生,加剧欧元区内部成员之间的矛盾。同时,欧元区各成员国竞争力的差距,也会因为货币统一、缺乏汇率调节机制,而为今后埋下隐患。如今,一语成谶。

欧盟委员会近期发布的季度报告显示,欧元区16国的竞争力差距正在拉大。在欧元区内,以德国为首的部分国家,竞争力趋升,而成为此次主权债务危机主角的地中海南欧诸国,竞争力均出现大幅下降。尽管如此,在统一货币体内,这些国家仍能享受到较低的汇率波动和低廉的融资成本,借债度日受到鼓励并不奇怪。

欧盟成立后,德国、法国等大国也都曾有过赤字超标的行为,欧盟对财政政策的宽松态度,令这种行为变得有恃无恐。货币联盟的性质也决定了成员国存在“搭便车”的动力,当无需为过错付出代价时,又有谁不愿去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

基于这点,不少欧洲政治家提出将希腊“赶出”欧元区。早在4月末,欧盟议会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沃纳•兰根就公然称,十分怀疑希腊的援助计划是否符合欧盟法律和德国宪法。“希腊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欧元区,并通过结构改革增强竞争力。”

当然,力挺欧元现状的声音同样强烈。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5月12日在参与法国LCI电视频道的辩论时,排除了取消任何成员国资格的可能。他认为,与放弃同伴相比,更为重要的是要完善现有的财政监督机制,“通过处以高额罚金对预算纪律执行不严的成员国予以制裁的政策早已存在,只不过在过去并未得到很好执行。”

不过,不管是希腊的主动行为或被动举措,脱离欧元区在执行上都存在很多困难。

在2009年末的一份工作报告中,欧洲央行法律顾问阿塔纳苏(Phoebus Athanassiou)就曾指出,从法律角度讲,并不存在一种迫使一个国家退出欧元区的机制。尽管《里斯本条约》中提出了让一国自愿退出欧盟的方法,但对退出欧元区却没有任何规定。

这样的动议也类似冒险。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艾欣格林(Barry Eichengreen)提醒,离开欧元区所要付出的政治和经济双重成本,会令那些抱有此念的政治家望而生畏。

他指出,如果由于竞争力下降而离开欧元区,意味着必须重新使用本国货币,但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新货币的竞争力将因工资成本上升而被削弱。此外,一旦退出欧元区,这个国家将被迫以更高的利率去发行国债融资。

“当然,如果你在退出欧元区同时,也积极进行结构性改革,并令市场相信,未来负债比率会逐渐降低,这种影响可能会变小。”艾欣格林称。但现实的悖论在于,如果这些国家是因为财政赤字超标而被市场所摒弃,又将如何以未来的财政稳健来取信于市场?在经济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金融危机冲击后,不管是削减财政开支,还是增加税收收入,都注定是一条艰难的道路。近来希腊民众频繁举行示威游行,甚至出现流血冲突,就是明证。

离开欧元区也将意味着政治上的失利。当欧盟各国再对欧盟事务进行表决时,尽管你还是其中一员,但会被当作二流国家来对待。

而且,最大的障碍在于,和当初加入欧元区相比,退出欧元区的程序会更加复杂。包括政府工资、银行存款、债券、按揭贷款、税收和几乎一切,都需要由欧元转换为本土计价的货币,这种转换需要非常细致的计划,因为从银行的结算系统到街角的自动售货机,几乎每个细节都要做出修正。

前景不妙

在部分经济学家看来,目前,主权债务危机的威胁主要在欧洲内部。巴克莱资本外汇策略师罗宾逊指出,由于欧洲内部金融系统的开放性,南欧国家的问题可以轻易扩散到其他欧洲国家。“对于那些拥有较为广泛银行部门的欧洲国家,比如英国和瑞士,希腊问题的扩散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不过,从实体经济来看,南欧占据需求端的比例要小得多,所以影响仍不明显。

欧洲的麻烦对亚洲等新兴经济体的影响相当有限。东方汇理银行新兴市场研究及策略主管Sebastien Barbe称,希腊债务危机扩散至亚洲,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市场避险情绪可能会伤及部分亚洲货币;市场会重新衡量亚洲国家的财政安全性;主权债务危机升级,可能导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

他指出,“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欧洲经济增速放缓的意外因素可能会令亚洲各国央行在本国货币升值和加息的决定前变得更加犹豫。同时,市场风险情绪转换,可能也会给部分亚洲货币带来影响,比如印度卢比、印尼卢比和韩元。

另外,相比欧洲国家的负债状况,亚洲国家的财政风险也要小得多。虽然菲律宾、印度等国也存在一定风险,但印度融资渠道主要是国内,而菲律宾在大选之后,财政状况将会得到改善。

对过高财政赤字的担忧,同样可能落在英国、日本和美国头上,但罗宾逊认为,影响可能不及欧元那么深。因为美元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储备货币,而且美元的融资市场也是最具深度和广度的市场,在危机升级时,美元甚至会充分体现其避险货币的作用,转而走强。另外,和欧洲相比,日本和英国虽然也存在较高的债务比率,但其融资途径主要还是国内,所以不会像欧洲表现得这样具有扩散性。正因为此,虽然同样在债务问题上饱受质疑,但欧元承受的压力超过了其他货币。

因为种种内在矛盾逐渐显露,经济学家们很难对欧元中期展望表示乐观。罗宾逊称,欧盟对希腊救助达成协议是一回事,而能否产生效果又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希腊在未来几个月还能否继续满足那些严格的贷款条件。他认为未来仍存在较大的变数,因为“希腊公共和私营部门需求将同时出现萎缩,这会使希腊无法按照既定计划去削减财政赤字。”在这种情况下,欧元的长期前景似不妙。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edit Agricole SA)经济学家Frederik Ducrozet指出,今年欧元区经济复苏速度会落后于美国,欧元汇率仍将维持弱势。而且,财政问题仍在拖欧元后腿,之前市场关注点一度转移到英国和美国身上,但随着部分欧洲国家评级下调,欧元资产的吸引力正在变弱。他还指出,欧元对美元走势和欧美两国两年期国债利差(扣除通胀因素影响)有较强的关联性,这种利差在今年可能会不断缩小,由此欧元也将继续承压下行。

能够支撑欧元汇率的,是欧元区国家的整体力量。现在,相比邻国,欧元区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明显上升。以往,这些国家还可以通过本国货币贬值,来增强出口竞争力,而在统一货币框架下,它们岂能寄希望于欧元的整体贬值?任何一个成员的进或退,都找不到简单的答案。

样本希腊

不久前源自大西洋一侧的金融危机依然历历在目,随后的救市措施亦有相似之处

□ 本刊特派华盛顿记者 李增新 | 文

在欧元区的特殊环境中,希腊危机已经创下欧盟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次。即便如此,还是容易让人想到,就在不远的过去,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已出现过十分类似的情形,历史仿佛正在重演:从欧盟成员国和欧洲央行的救助手段上,与一年多前的美国政府救市如出一辙;从希腊作为欧元区成员的汇率和货币政策特性上,又可与阿根廷金融危机比肩。这不免令人生奇,美国和阿根廷,欧盟正在走哪一条道路?

美式救援

同在星期日—2008年9月15日晚,美国雷曼兄弟因潜在投资人倒戈而濒临破产,引发美国及全球金融海啸;2009年5月2日,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将为希腊提供1100亿欧元贷款。但事与愿违,欧洲债市和全球股市情形继续恶化后,欧盟又在5月8日宣布建立5000亿欧元救助资金,加上IMF的2500亿欧元,救市资金总额达到7500亿欧元。此外,欧洲央行还承诺购买欧元区成员国主权债。

类似的还有两场危机的特质:希腊GDP只占欧元区的4%,占美国的2%,但有可能受其影响的南欧五国公共债务的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作为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破产前曾管理2750亿美元资产,却使美国政府最高注资和担保近2万亿美元才使金融市场恢复平静。小小的希腊具有同样的“系统性风险”。

另外,看似欧盟在救助希腊财政危机,实际上持有主权债的投资者还是各国的金融机构。有分析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欧盟救希腊,实际上是在救德国、法国、英国和瑞士的银行。

救助措施上,欧盟更是紧随美国脚步:2008年10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最初设计购买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欧盟则是7500亿欧元的救市资金。从力度上来看,欧盟的大规模救市,也与美国“大手笔”的出发点相似——期望于一举恢复信心。

此外,两者都是央行为市场注入流动性:2008年10月开始,美联储开始“数量型放松”操作,通过“定期拍卖工具”(TAF)和“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工具”(TALF),直接向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提供短期资金;此后,又直接购买政府支持企业(如房利美、房地美)发行的按揭资产支持证券,总额最高1.25亿美元。同样,在希腊主权债在4月27日遭到评级公司降级后,欧洲央行宣布接受包括“垃圾级”在内的所有评级债券作为抵押。

最后,央行都打破了“财政货币化”的禁区:美联储在2009年3月宣布购买最多3000亿美元国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在5月9日“自食其言”,宣布将购买主权债。

如此相似,那么欧盟救市的结果是否也会产生美国的效果?

美国TARP出台半年后,大部分接受救助的金融机构已经归还了政府贷款,TARP给纳税人带来的损失由最初估计的一半,下降至当前估计的890亿美元,只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储贷危机”政府救助成本的60%;与此对应的是一些金融机构转为盈利,美国主要股指在一年半后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真实GDP在连续下滑四个季度后恢复正增长,至今已连续三个季度增长;美国就业也在最近的4月实现正增长。

欧盟的情形并不乐观,因为它毕竟与美国救市还是存在着重要区别。

首先,希腊并非金融机构,这决定欧盟无法像美国政府那样,把债务的最终承担人收归国有;也无法令希腊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变卖剩余资产折现。

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达杜什(Uri Dadush)对本刊记者说,虽然目前一些学者将欧盟的救助方案比作破产保护程序,但一个重要区别是,破产保护要求债务重组,由债权人承担部分损失。

如果要把欧盟救助与美国救市相等同,就只有在对高盛公司、摩根士丹利等实施救助时,美国政府确实令他们的债权得到了100%的偿付。不过,到了美国国际集团(AIG),就只能对债务全盘承担,通过国有化由纳税人吸收所有损失。美国政府注资和担保规模达到1700亿美元,至今仍未偿还。

当美国政府意识到问题资产无法定价时,同样只能直接注资金融机构。如果最初的政府持有救助机构“优先股”更像贷款,与欧盟救希腊具有可比性的话,那么随后美国财政部对花旗集团转为普通股的策略,又显示出巨大分歧。

其次,美联储购买机构债,是在按揭市场支持证券失去买家而无法定价时做出的不得已措施,但这些是基于标的资产(房屋)的有价证券,如果市场条件不能及时扭转,美联储完全可以持有至到期,即使机构难以偿付,仍可变卖标的资产。

同样由于希腊的主权国家性质,这一手段也不可行,这也是欧洲央行购买主权债要限制在三个月之内的原因。

美国乔治敦大学经济学教授Lex Rieffel告诉本刊记者,希腊的最大问题,不是流动性危机,而是偿付性问题,若不能解决,则欧洲央行将深陷其中,难以逆转操作。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德斯蒙德•拉赫曼(Desmond Lachman)认为,相比于美联储,欧洲央行实际上更具独立性,因为它的惟一宗旨就是“维持价格稳定”。从特里谢一贯的立场可以看出,欧洲央行买债实为下策。主要考虑还是预计大规模的贷款方案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欧元区各国国会通过,而在这之前,要防止投资者对希腊等国信心的完全崩溃。

“欧洲央行实际上是在补上这段时间差,一旦救助到位,欧洲央行为欧元考虑就必须立即停止买债。” 拉赫曼对本刊记者说。

此外,美国金融市场真正触底是在2009年3月,这是在政府宣布和执行救市措施后近五个月,即使2月通过了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也没能立即拯救市场信心。直到此后美国财政部对主要“TARP机构”进行“压力测试”并公布乐观结果,美国股市才逐渐复苏。

长期来看,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希腊和其他南欧国家在竞争力上的差距,与美国相比,经济潜在增长力也不可同日而语,美国卡托研究所研究员、前里根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汉克(Steve Hanke)告诉本刊记者。

这样看来,希腊步入美国的复苏之路看来还有很多疑点。实际上,美国大规模救市确实缓解了短期的市场压力,却不代表它不会对美国经济将来的增长动力带来隐患,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福斯特(JD Foster)表示。

美国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在刚刚过去的4月,美国财政赤字为820亿美元,是过去十年来的最大单月赤字规模,而4月15日这一美国报税截止日,往年都会出现财政状况好转的迹象。美国目前公共债务占GDP的60%,但根据传统基金会预计,到2020年将升至90%。。

“希腊危机最大的影响是令投资者变得更加敏感,如果美国财政状况不改善,美国就是在走希腊的老路。这在一定程度上说,希腊倒是给各国敲响了警钟。”福斯特告诉本刊记者。

短期影响是,由于资金逃离欧洲,流入美元资产和美国国债,倒使美国融资变得更便宜。“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好比给了美国一根更长的绳子去上吊。”拉赫曼说。另外,当欧洲形势好转资金回转时,又可能出现美国融资成本的突然上升,又可能引起市场动荡。

阿根廷阴影

若将希腊与阿根廷对比,前景更令人胆战。

1991年,阿根廷政府为应对新货币Austral管理不当带来的超级通胀(1989年高达5000%),重新采纳旧货币比索,并将对美元汇率固定在1比1的水平,实现“可自由兑换”。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控制通胀、提高阿根廷人生活水平起到了关键作用。与希腊加入欧元区后相似,人们突然可以享受到进口奢侈品、出国旅游度假,而借款成本却相对很低。

然而固定汇率和低借款成本,迅速侵蚀阿根廷工业产出率,阿根廷贸易赤字逐年飙升;为维持高福利,政府大规模举债;政府效率低下,腐败成风。1999年危机终于爆发,GDP下滑4%,当年年底,阿根廷违约1020亿美元,至今还有183亿美元的债务需要重组。

从1991年采用固定汇率到2001年第一次主权债务违约,正好也是11年。要与另一国货币等值,就必须与被盯住的货币国保持同等劳动生产率,牛津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布鲁金斯学院研究员隆巴迪(Domenico Lombardi)对本刊记者说,这在欧元区就体现为南欧各国必须赶上德国的竞争力。

作为结果,在违约和连续三年的经济衰退后,阿根廷在2002年放弃固定汇率。从2001年开始,阿根廷陆续接受IMF贷款,最终在2008年偿还IMF本息合计98.1亿美元。为摆脱IMF规定的财政紧缩措施,阿根廷最终如数归还IMF贷款,但在2005年却对其他债权人宣布单边“折让”(haircut)65%返还。IMF也因贷款条件过严,事实上造成阿根廷经济形式恶化而饱受批评。

但隆巴迪认为,IMF可能成了“替罪羊”,与其说过失是贷款条件太严,不如说是没能使阿根廷尽早放弃固定汇率。当然,在放弃固定汇率后,阿根廷也经历了工资福利下降、金融机构资不抵债等痛苦调整,不过最终还是由出口部门领先,逐步走出衰退。

换言之,在希腊没有独立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的条件下,对内的财政紧缩是提高竞争力的惟一手段,更是投资者重拾信心的前提。

但困难的是,实际上目前仍“不够紧”的紧缩计划(希腊紧缩计划可能在未来三年内省出300亿欧元,然而未来三年内希腊融资需求约为1500亿欧元,加上1100亿欧元救助仍难以打平),正面临着巨大的政治挑战。阿根廷游行示威同样转变成流血事件,在1999年到2001年更换过三届政府,最短的一任总统只就任一周。

此外,欧盟改革计划,希望通过惩罚措施约束成员国,目标是“防止退出”却仍没有建立一条退出路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格劳斯(Daniel Gros)认为,这样就缺乏真正的破产机制,仍不足以对欧元区成员国构成足够压力,做到财政负责。

隆巴迪则表示,惩罚措施虽然已经是欧元区财政政策整合的一大步,但来自惩罚的资金很可能在需要时捉襟见肘。只有各国上缴给欧盟委员会固定比例的财政收入,欧盟才具有财政实权,并在危机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这几乎是政治上不可行的。”

美国卡托研究所研究员汉克(Steve Hanke)认为,如果不以债务重组的方式降低外债,并以减税的方式刺激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希腊最终仍难以解决最根基的竞争力问题。

“与其在接受救助后仍然违约、给投资人信心带来第二轮打击,不如事先重组债务,再求助外援解决短期的资金缺口。”目前的救市方案,可能最终导致希腊仍不得不退出欧元区,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研究员德斯蒙德•拉赫曼(Desmond Lachman)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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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0-19 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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